消失近一年后，63岁的黄兴国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7月2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发布消息，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涉嫌受贿一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后移送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已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资料图：黄兴国。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最高检称，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黄兴国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黄兴国，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长、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这位原本被认为有可能上升一步的直辖市市长，在离家乡千里之外的津门为自己46年仕途划上了一个悲剧的句号。

突然中的必然

一向风平浪静的天津卫，近三年颇多波澜。

从2014年夏，深耕津门公安口40多年的市政协原副主席、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武长顺被查，到一年后的“8·12”天津港大爆炸，都是震惊全国的大事件。尤其是后者，165人遇难，直接经济损失68.66亿元，世界末日般的爆炸现场，定格在国人惨痛的记忆里。

天津政坛也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长达600多天时间里，这个京畿重地甚至没有一把手。

2016年9月10日深夜22时许，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自2014年12月一直代理市委书记的天津市市长黄兴国，因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落马前一天，黄兴国还在公开活动。据天津卫视《天津新闻》9月10日报道，9月9日，黄兴国上午到河西区梧桐中学看望教师和同学，并出席天津市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当天下午，他在天津市迎宾馆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胡志强一行，对客人来津参加第八届妈祖文化旅游活动表示欢迎。

随着黄兴国落马，一系列“打虎”数据随之更新：他是中共十八大之后第十位被查落马的中央委员，也是继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落马之后，第二个被查的省级党委一把手。

黄兴国被查似乎事发突然，然而，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2014年3月至5月，中央第五巡视组在天津巡视两个月。当年7月，巡视组向天津领导班子反馈巡视意见称：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方面，国有企业大案要案频发，城市建设领域腐败问题突出，农村基层腐败不容轻视，“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多危害大。

余音未散，7月20日，担任天津市公安局长11年的武长顺应声落马，一时津门震动。然而事后看，当年5月中央巡视组天津巡视刚结束时少为人知的天津市水务局原副局长马白玉（正厅级）落马，或许是更危险的开始。

对马白玉有所了解的人告诉财新记者，现年55岁的马白玉身高不足1米6，精明能干，长袖善舞，能量巨大，常一身奢侈品。马白玉曾任天津市最大国企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城投）董事长和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0874.SH ）董事长，作为权重多金的国企投资公司一把手，在天津政商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其执掌的天津城投集团负责整个天津市“城市路桥、轨道交通、环境水务、城市综合开发”，资产规模接近3500亿元。城建一向是大要案频发的高危领域，马白玉在天津城建系统浸淫近30年，关系盘根错节，牵一发动全身。2013年12月，马白玉被免去天津城投集团董事长一职，改任天津市水务局副局长（正局级），但最终未能如愿平安落地，半年后被带走。

当时天津坊间舆论即普遍认为，天津城建和国企领域会爆出大要案。到年底，2014年12月2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官网发布消息，天津市委原城乡规划建设交通工作委员会书记沈东海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1951年出生的沈东海，1984年进入天津市委城乡建设工作部工作，1999-2014年担任了长达15年的天津市委城建工委（先后更名为天津市委规划建设工委和天津市委城乡规划建设交通工委）书记。

2016年8月22日，中央第三巡视组对天津“回头看”期间，时任天津市副市长尹海林被查。尹海林长期参与天津市城市建设管理，曾任天津市规划局局长等职。担任天津市副市长期间，分管规划、城乡建设、国土与房管、水务等工作。

如果说马、沈二人的落马尚属端倪初现，尹海林事发，剑指何处，迹象已非常明显。不足一月，黄兴国被查。

市长黄兴国

黄兴国2003年从宁波调任天津市副市长前，其人生轨迹没有离开过家乡浙江。

黄兴国1954年10月出生于浙江象山。1972年，18岁的黄兴国担任浙江象山县晓塘公社团委书记。晓塘是黄兴国的出生地，也是他仕途的起点。之后五六年，黄兴国先后担任共青团象山县委副书记、象山县金星公社党委书记。

梳理黄兴国履历，他从未上过大学，但两次党校学习对其晋升作用关键。

第一次是1980年11月，黄兴国到浙江省委党校干部专修科学习。彼时改革伊始，百废待兴，选拔干部讲究“四化”先行（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20来岁的黄兴国恰逢其时。1982年10月，黄兴国回到象山，出任县委宣传部部长。之后，黄兴国的职位几乎两三年就上一个台阶，不满31岁时任象山县委书记，晋升正处级；至1990年，不满36岁的黄兴国已官拜正厅级——台州地委书记。而根据最高检的通报，黄兴国利用职务上便利收受他人巨额财物的受贿史，即发端于其担任台州地委书记时期。

黄兴国二赴党校学习，也是其担任台州市委书记间。1995年9月，黄兴国去中央党校参加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一年学习结束，黄兴国即被任命为浙江省政府秘书长。经过浙江省政府秘书长一年半的历练，实现了由党团口到行政口的转变；1998年1月，43岁的黄兴国升任浙江副省长，晋升副省级高官。在此期间（1995年9月-1998年7月），他还在中央党校法学专业研究生班学习，不过这已经属于在职拿学历的需要——之后他又在职拿到了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管理学博士学位。

在副省长任上仅十个多月，1998年11月，黄兴国的仕途再度迎来关键一步：接任被查落马的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职务，跻身省委常委班子，并主政宁波这座副省级重镇，担任该市市委书记。此后，黄兴国完成了在宁波的一届任期，并首次跻身中央委员会，2002年当选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

2003年11月，49岁的黄兴国离开深耕31年的浙江，北上天津出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开启他在天津的近13年宦海沉浮。

2016年9月10日，中央纪委官网发布，黄兴国因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调查。黄兴国被中纪委有关人员带走后，天津市委连夜召开常委会议和全市领导干部会议，通报中央对黄兴国调查的决定。时任市委副书记王东峰主持会议并讲话，要求领导干部把思想和行动高度统一到中央的决定和要求上来，坚定政治立场，相信中央、拥护中央、支持中央，做到对党绝对忠诚。财新记者获悉，会议一直开到凌晨一点多。

黄兴国在天津的13年，当地干部有赞有弹。此间观察人士介绍：“黄是抓权的人，但身段灵活，手腕巧妙，善于调节关系平衡矛盾，颇得领导认可；他到天津工作后，工作上有能力，做事思路比较清晰，天津当地干部对黄兴国还是比较服气的。”

但2015年夏天，黄兴国仕途遭遇第一次挫折。当年8月12日晚，位于天津滨海新区天津港的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165人遇难、8人失踪，798人受伤，304幢建筑物、12428辆商品汽车、7533个集装箱受损，截至2015年12月10日核定的直接经济损失68.66亿元。经国务院调查组认定，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火灾爆炸事故是一起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天津市组织救援群龙无首，乱象横生，更招致舆论普遍批评。事故发生第八天，黄兴国终于在第十次新闻发布会上露面。财新记者近距离观察发现，黄兴国相对于此前出席发布会的天津官员，姿态开放，语气柔和，也会说话，但神情中带着些许不服气。他主动承担了责任：“造成如此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感到十分的悲痛和十分的自责。作为天津市委市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我对此次事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财新记者现场追问“在此次事件之后，天津市委市政府会不会有官员对此事主动引咎辞职”，黄兴国回应称，在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调查之后，会根据事实，客观公正地作出处理。

更能体现其身段柔软的，是黄兴国为打探涉及本人的问题线索，以省级官员之尊屈身结交中央纪委一位37岁的副处长。今年1月初热播的中纪委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披露了多名纪检内鬼的将工作秘密拿来做交易的故事，其中披露中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原副处长袁卫华2014年到2015年在天津查办相关案件。期间，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和安监总局原局长杨栋梁相继落马。黄兴国主动且多次与袁卫华接触，打探武长顺案、杨栋梁案的相关信息，同时也套取、打探关于他本人的一些问题线索。袁卫华一一奉告。黄兴国多次请袁卫华喝酒、吃饭，还赠送名贵手表等贵重礼物。

祸起萧墙

2017年1月4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再次发布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第十八届中央委员，天津市原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经查，黄兴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阳奉阴违，搞迷信活动，打探涉及本人的问题线索，对抗组织审查；违反组织纪律，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并收受财物，封官许愿，任人唯亲；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品、礼金，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务上的影响获取巨额利益，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其子谋取私利，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违反工作纪律，违规安排出访随行人员，对身边工作人员失察失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问题涉嫌犯罪。

通报称，黄兴国身为中央委员，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国家法律，政治上蜕变，经济上贪婪，生活上腐化，其违纪行为性质十分恶劣、情节特别严重、影响极坏，严重破坏了天津的政治生态，损害了党的事业和形象，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黄兴国开除党籍处分；由监察部报请国务院批准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这其中，涉及违法的是其收受礼品、礼金，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务上的影响获取巨额利益，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其子谋取私利，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黄兴国被带走当晚王东峰的讲话中也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吸取黄兴国涉嫌严重违纪的教训，“管住自己，管住亲属子女，管住身边工作人员”。

财新记者调查亦证实，黄兴国放任亲属插足天津、浙江等地相关产业，尤其是他的两个兄弟黄兴余、黄兴荣，在浙江开办多个企业，在天津与浙江籍商人过从甚密，依仗黄兴国的职权影响力，黄氏兄弟染指房地产、开发建设、滨江道改造等多个领域，充当掮客，谋取非法利益。

黄氏兄弟与浙商的渊源，可追溯至黄兴国1990年代上半期在台州任职期间。1989年7月-1996年9月，黄兴国历任台州地委副书记、地委书记、市委书记。在台州期间，据曾在其手下任职的一位台州老干部介绍，发展乡镇企业，是黄兴国的主要政绩之一。

台州地处浙东沿海，境内多山，偏远贫穷。该不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当时争论很多，主要怕路走偏，有闪失。黄兴国大力扶植乡镇企业，使台州乡镇经济走到全省前列，“比当时的江苏还厉害”。黄走后，全国各地来台州取经的基层官员络绎不绝。

黄还有一个突出政绩就是力主修建杭椒高速。台州八山一水，交通十分不便。没通高速公路前，从椒江到杭州480公里，大多是山石路，单程要开八个小时，遇上天气不好，十三四个小时也常见。杭椒高速建成后，台州到杭州路途缩短近一半，290公里三小时即可到达。“这条路也是台州经济腾飞路，产品出去，人才进来。”前述台州干部说，“修建杭椒高速没有钱，市政府号召大家集资，名义上是自愿，实际上是硬性摊派，每个公职人员缴纳半年工资，干部们情绪比较大。后来路建成通车，上了市，这些年也有分红。”

黄兴国任内，台州发生的最重要的事就是1994年撤地建市。当时台州党委、政府机构都在临海市，黄兴国力排众议，决定将市府从临海迁到椒江。临海人不愿意迁市，除了本位主义，还有一个历史原因，临海是千年古府，有文化底蕴，明朝时戚继光曾在此屯军，临海人以此为傲；黄岩人也激烈反对，认为黄岩的名气比椒江大，后者只是黄岩的一个镇。当时很多黄岩人上街游行，黄岩市人大也开会反对。

对市府迁地址，台州人评价分歧，毁誉参半。赞者认为，临海位居台州中部，属半山区，自然条件比南边的椒江差一些，如果政府继续设在临海，对城市发展不利。黄兴国拍板迁址，具有前瞻性。反对者则表示，台州当时没有铁路，唯一的机场是路桥军用机场，建在黄岩市辖区。后来军用机场改扩建为路桥机场。如果市府继续设在临海，其辐射功能要更大，北端的天台县、三门县及东部的仙居县都可获益，台州经济发展会更好，临海与黄岩的矛盾也不会产生。

不过，无论批评者还是肯定者，他们都认为黄兴国是“想干事、能干事的人，有魄力”。一位近距离与黄兴国接触过的老干部说，黄兴国不是那种平易近人的官员，开会时在会场上即使面带微笑，也给人威严感；下基层与老百姓接触时骨子里还是有架子的。

黄兴国任内，台州经济发展迅速，市府迁址催生了大规模城市建设，在这个阶段，黄兴国与地产商人尤其是来自老家“建筑之乡”象山籍的建筑商有了往来，他的弟弟们更是与地产商关系亲厚。黄兴国被调查后，台州当地有知名地产商也遭协助调查。

黄兴国弟兄五个，他是老大，老二黄兴常、老四黄兴余、老幺黄兴荣三人均经商。四兄弟中，老二黄兴常名下企业最多。不过，知情人指他基本只是挂名，其？被五弟黄兴荣借用注册公司。大多数公司，黄兴常现身前台，黄兴荣隐身幕后。

大约从1990年代中期，黄兴荣担任董事长或任要职的企业相继出现，宁波长城房地产有限公司、宁波富联玻璃钢有限公司（后变更为宁波富联机械有限公司）、上海荣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黄山富联纺织有限公司、海南富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天津日洋电梯有限公司、快客电梯有限公司等。

据财新记者不完全统计，黄氏兄弟及其亲属拥有或参股20多家公司，经营范围从绿化工程、养殖、汽配生产、纺织业，到房地产、仓储物流、投资、电子商务等，不一而足。它们大多分布在浙江省内的宁波、象山、杭州等地，上海、安徽黄山、海南海口、香港等地也有。这些公司除少数几家已被吊销，大多仍在继续经营。部分工商材料显示，黄氏兄弟至少在1996年已涉足房地产行业，当年注册了宁波长城房地产有限公司（已被注销）。

黄兴国任宁波市委书记初期，只有初中文化的黄兴荣已是港商身份，其行事高调，和一些商人打得火热，染指市政绿化工程，在宁波路人皆知。后期，尤其是黄兴国到天津后，黄兴荣的行为变得隐秘，不再赤膊上阵，更多以掮客的身份，游走于官商之间，帮浙江建筑商搞项目，从中牟利。老四黄兴余则比较直接，不仅充当中间人，还在天津经营有公司。

城建窝案

2003年11月至2016年8月，黄兴国在天津宦海沉浮近13年，历任常务副市长、市长，市委代理书记。这13年，天津市一直在大规模投入城市建设，城建一向是官员落马的高危领域，黄兴国也在这上面栽了大跟头。

“从马白玉、沈东海，到尹海林，都是城建口的。你能看得出沿着这条线在不断向里突进，”天津当地一位接近官场的消息人士表示，“据称马白玉进去后，说都是执行黄市长的决定。”

52岁的马白玉，1983年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及城市经济学博士。1985年，马白玉进入天津市市政工程局，从1996年起，历任天津公路建设发展公司总经济师、天津市政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天津市政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天津城投董事长。天津城投是天津最大的国企，专司重大城市基础设施的融资、投资、建设，注册资本677亿元，资产规模接近3500亿元。旗下拥有11家全资子公司、1家上市公司、2家控股公司、3家参股公司。据《中国公路文化》报道，天津城投集团自2004年成立以来，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撬动了近2000亿元的银行信贷资金和社会资本。

财新记者获悉，2015年7月5日，马白玉案在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开庭审理，马白玉被控犯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挪用公款罪。其中，涉嫌贪污1060万元人民币、港币30万元，受贿人民币159万元、港币300万元，滥用职权造成的损失人民币3.1亿元，玩忽职守造成损失人民币2.7亿多元，挪用公款2亿多元。

与马白玉同年落马的天津市委原城乡规划建设交通工作委员会书记沈东海，根据2015年5月天津市纪委立案审查的结论，沈东海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任用、获取用地、承揽房地产建设项目和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巨额贿赂，“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2015年6月，经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检察院对沈东海以涉嫌受贿、滥用职权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65岁的沈东海也是浙江人。2016年3月，沈东海案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审理，至今尚未宣判。起诉书指控，1992年至2013年12月，沈东海在担任天津市建设委副书记、书记，及天津市规划建设工作委员会、市城乡规划建设交通工作委员会书记期间，为天津赛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汇仁投资有限公司、天津星海广告发展有限公司在产品销售、房地产开发、广告经营等事项上谋取不正当利益，并为天津高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高盛地产公司）、马白玉、谢新、徐树山等单位和个人在房地产开发、职务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

2000年初至2014年年初，沈东海非法收受、索取李国才、王强、陈碧钦及赵晋、马白玉等人给予的现金、黄金制品等财物共计人民币3409万余元。同时，沈东海滥用职权，为汇仁投资公司谋取不正常利益过程中，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共计人民币1011万余元。

起诉书显示，高盛地产公司董事长赵晋，是沈东海的最大行贿人。

赵晋，1973年7月生，江苏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少麟之子。父荫的庇佑下，20多年间，赵晋至少创办六十余公司，布点京、沪、深、港等地，打造了一个庞大的房产帝国。赵晋在各地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境，被称作“最牛开发商”。2014年7月，这个“最牛开发商”失联，三个月后，其父赵少麟被有关部门带走。

据起诉书，2008年4月至2013年下半年，沈东海先后多次收受赵晋给予的现金共计人民币580万元，此外，还有价值人民币607万余元的字画、瑞士伯爵、劳力士等手表、黄金制品600克、象牙制品，并索贿230万余元为其购置房产。以上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17万余元。作为回报，2012年间，沈东海为赵晋的公司开发河东区水岸银座等房地产项目提供帮助。

马白玉也是沈东海的行贿人之一。2007年1月至2011年11月，沈东海接受马白玉的请托，利用担任天津市规划建设委员会书记、城乡建设交通工作委员会书记职务便利，先后提任马白玉为天津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总经理、董事长。在此前后，沈东海先后多次索取、非法收受马白玉贿赂共计人民币人民币92万余元。

此外，沈东海及其数位特定关系人还收受、索取塞恩投资集团、汇仁投资公司、星海广告公司，以及天津海河建设发展投资公司副总经理谢新、天津津东房地产投资集团董事长徐树山等单位个人贿赂共计1900万余元。其中包括向白少良索贿66万元。

起诉书指控沈东海所犯滥用职权罪，是指其接受汇仁投资公司总经理王强的请托，促成汇仁投资公司与天津房地产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天津市房天汇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合资公司），开发位于天津大港区海滨园房地产项目。其中，汇仁投资公司投入注册资本金900万元，占合资公司45%的股权。2010年6月8日，汇仁投资公司依约追加投资1000万元。

2013年间，上述房地产项目，失去原本优势，盈利空间变小，王强想让汇仁投资公司撤资，并取得额外资金补偿，再次请沈东海帮忙，沈东海遂利用职权，向前述天房集团负责人施压，要求满足王强的请托。

2013年12月，天房集团经过内部审批程序，制作相关虚假协议，返还汇仁投资公司1900万元，并按照13.5%的年利率，支付给汇仁投资公司1011万余元的补偿。在此过程中，沈东海先后收受王强财物贿赂共计人民币88万余元。

消息人士告诉财新记者，近年来查处的天津一系列违法违纪问题中，“圈子文化”问题尤为突出，除了城建系统，武长顺治下的公安系统，杨栋梁治下的国资系统，都不同程度存在此类问题。

2016年底开始，天津一批区县和厅局主官调整。2016年12月15日，据《天津日报》报道，在天津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上，天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窦华港被免职；2017年1月13日，据天津政务网报道，免去米子明天津海河教育园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职务。而落马的区长、区委书记，则包括津南区委原书记吕福春、红桥区委原书记张泉芬、河北区原区长边仁权，以及7月1日天津市纪委刚刚宣布的西青区委原书记周家彪。